高端数控机床迎来上升通道 ，一季度营收、净利翻倍增长，在手订单饱满或延续业绩增势

当下，制造业正在步入复苏大周期。随着汽车、机械、电子、军工等下游应用领域需求增长，存量更新周期到来，以及国企完成整合、退出，为民企提供更多舞台，机床作为核心设备正迎来景气周期。这其中，尤其是以往被国外垄断的高端数控机床，成为受机构频频看好的“好赛道”。

行业景气度从业内上市公司交出的经营成绩单中亦可得到验证。日前，国内领先的金属切削类中高档数控机床以及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提供商国盛智科（688558.SH）发布了2021年一季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2亿元，同比增长138.43%；归母净利润为0.35亿元，同比增长161.90%；基本每股收益0.27元，同比增长92.86%。公告显示，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长主要系订单增加、销售额增长所致。

一季度营收、净利翻倍增长

在手订单饱满或延续业绩增势

公开资料显示，国盛智科综合实力居国内同行业前列，现已形成数控机床、智能自动化生产线、装备部件三大系列产品。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成功开发出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等高档数控机床并实现量产的新兴智能装备制造商之一，并成长为中国数控机床行业新生力量，在部分领域能够对标全球智能制造装备行业领先企业。

继2020年年报显示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2.65%之后，国盛智科一季度继续交出了优异成绩单，营收、净利均实现翻倍增长，梳理公司过往业绩来看，2021年一季度成为公司单季营收最高的一个季度，中泰证券认为，在春节放假因素影响下，国盛智科收入端仍能创历史单季度新高，充分印证了机床行业的高景气度，看好公司全年业绩高增长。

在业绩增长的同时，公司毛利率保持在30%以上，盈利能力处于较高水平，这背后是高端化进程的继续推进。据了解，近年来，国盛智科持续为国内知名制造企业以及装备部件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如加拿大赫斯基、德马吉森精机、美国卡特彼勒等全球领先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等，从而实现了中高档产品销售增幅可观，如2020年高档数控机床收入同比上升27.09%，这持续拉动了盈利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国盛智科近期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2021年截至目前，公司订单和生产都很饱满繁忙，3月份的收入在一季度中的贡献较多。4月份的延续情况也较好，尤其是出货量明显增加，客户交货氛围活跃，下半年客户需求将继续保持旺盛，目前公司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四季度，全年业绩增势或将持续。

行业保持高景气度

产能投放带来更高成长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3月，国内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为6.0万台，同比增长42.9%，创2018年以来单月产量新高，延续2020年4月份以来单月两位数以上增长的态势。多家券商指出，在机床行业“十年更新周期”驱动下，行业龙头景气度具备持续性。此外，2020年疫情以来，国外进口机床下滑显著，随着海外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以中高端数控机床为主的市场空间可观。

国盛智科已形成从上游装备部件到数控机床及智能自动化生产线的纵向一体化产品布局，产业链完整，不仅保证产业链安全和客户响应能力，还能显著提升成本优势。此外，公司已实现了部分产品的进口替代，甚至出口发达国家市场，成功打破先进工业化国家在五轴联动等高端装备上的垄断。可以看出，一方面受益于国内市场进口替代，另一方面有望抢占国外中高端市场，这为国盛智科带来了值得想象的成长空间。

而据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披露，公司新增产能预计2021年5月试生产，产线主要以生产中高端机床为主。公司表示，现在因订单量多交货周期已在延长，新工厂投产以后将努力恢复原来交货周期短的优势。考虑到公司在手订单充足，中高端产品扩产将带来可观业绩增量，并有助于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行业景气叠加公司业绩优异，国盛智科已吸引众多机构投资者的关注。2021年开年以来，国盛智科已获近100家机构调研，4月13日更接受了44家机构来访。对于投资者关注的盈利和研发问题，公司表示，铸件原材料涨价对数控机床成本会有一些影响，不过该部分产品已在三月份取消原来的销售政策，间接调价；公司并不赞同薄利多销战略，主要依靠技术水平和熟练工人，而未来研发方向是高速和高精，大部分将靠自身研发。对于后续发展，公司认为主要是扩大产能使市场份额提升，而新工厂的完全达产将对公司发展有巨大促进作用。

距离制造强国，中国制造还缺什么？

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中国制造业，其竞争力在全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在今年中国“两会”的发言中提到，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这可算当前较为清醒的判断，而不只是外部环境大变后的屈身委婉用辞。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短缺时代的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面临升级或转型的阵痛，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释放和未来形态，也较大程度取决于转型如何完成。

“落后30年”的注解：质量效益

在总量意义上，中国制造业早在2010年就重登世界第一座位，当年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为19.8%，以后占比继续攀升，2019达到28.1%。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最齐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中国已在核电、高铁、航天等领域有了技术突破，但中国制造整体落后30年这一说法也不是凭空臆想。苗圩在五年前就作出了“中国制造业处于第三梯队”的评判，他当时公开表示，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次他延续这个结论。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单位对几个制造业大国作过比较研究，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美国以168.71的指数值处于第一梯队；德国、日本分别以125.65和117.16的指数值位居第二梯队；中国处于第三梯队之首，指数值110.84，韩国、法国和英国同属这个阵营。与上一年相比，各国的队列分布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整体提升最快。

这份追踪报告发现，中国除规模占优势外，质量、结构、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都与前两个梯队存明显差距，如制造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世界知名品牌拥有量、研发投入强度等。以效益为例，中国仅为美国、日本的1/4-1/5，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多年在20%左右，而美国、德国长期达30%以上，而且中国能耗高，产品成本仍在上升。

这些为苗圩所述观点提供了注解，而刚刚发布的中国“十四五”规划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为单独一章列入，也隐含了此意。

不只是缺芯，门类齐全之外仍有软肋

出于保住制造业基本盘及就业等考虑，不少人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快下降表示担忧。2019年占比降到27.1%，为2012年（31.5%）以来的最低水平。苗圩对此提出：这“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而观察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程会发现，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抬高，第二产业、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其规律之一，在不过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预计也将走出这样的趋势。真正的关切点不得不转向质量、效益和由此体现的竞争力。

当快速工业化的浪潮过去，中国制造的状况是：一方面大量产品都能制造，但往往产能过剩、供给老化，而制造不出来的，通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极高，属高精尖，其背后是长期的科研攻关。

因此，更值得担心的是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或停滞。2019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比值）从上年的2.32%下降到1.45%，下滑明显，而同期全国总体的研发投入强度是上升的！

上届美国政府在2018年开启对中国关键技术和科技企业的制裁、禁售，芯片断供，华为等公司首先遭受严重打击，加之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国内对制造业“缺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的担心骤增，中国制造在门类齐全之外的软肋凸显。

芯片不仅是华为之痛，也是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和制造业的“卡脖子”之处。中国每年进口芯片3000多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制裁下的2020年，中国仍进口集成电路约3600亿美元。中国制造不只缺乏高性能芯片，还缺高端数控机床、传感器、光刻机、大型主机、高精度机械手、操作系统……甚至数码相机、抗癌药、基因检测仪等，也主要依靠进口。

回看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因特网、移动电话等新技术、新产品都是发源于美国。美国、日本等通常处在这些技术的源头，而在纵向产业链下游的中国，遇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大变，则有受制于人的感受。对中国制造的各类担忧，实际上显露出它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基础研究和机制环境等突出问题。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源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少，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较长时间徘徊在5%左右，近两年才有改观，2019年首次达到6%，2020年为6.16%。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额和产出均是世界第一，其投入比重一般在15%-17%，而且，经费来源上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都在投，而中国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超过80%，地方和企业投入微乎其微，企业投入甚至不到日本、韩国的1/10。基础研究投入如此，也就谈不上原创性和颠覆式创新。

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

企业不愿投入基础研究或研发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成功概率低，结果很不确定，大部分投入注定是“无效投入”。能否接受研发创意的无效投入，成为企业转型的首要一关，因为它决定着产品的功能、性能等各方面。保证研发投入一定的数量或比例是起步，像小米、谷歌、苹果公司那样提高研发的有效性是更上一步。

特斯拉汽车、iPhone手机等已经让中国企业看到，先进的制造业正变得越来越“软”。如果我们还把特斯拉与福特、通用这类传统车企相比，就很难理解其股票市值在一年半时间增长16倍这样的事实。在制造和装配的背后，最终决定特斯拉、蔚来们谁能胜出的，将是智能驾驶、物联网、数据和软件。

这里所说的“软”，就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纯粹制造环节所占价值量日渐变小，而由研发、创意、设计、品牌、技术、消费场景创设、消费者体验等创造的价值量占比越来越大。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其新著《创造新需求》中所说的“软价值”，就是对此比较全面的分析。

研发、创意的产生都是不确定的，它来自于人的创造性思维，有时是异想天开，有时是偶然所得，因此，企业和社会要解决的，是如何吸引、聚集能产出那些idea的人才，并创造相应的环境。

创新需要不一样的制度环境

关键技术卡脖子，似乎表现为企业和政府财力投入多少、技术攻关难易这类问题，本质上却关涉基础科学研究、教育体制等，过度强调自力更生、加大投入，对少数产品可能有效，多数时候并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历史经验也提示，进一步对处开放，改革科教体制，完善产权保护是更可行路径。

短缺经济时代，中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人口、土地等资源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完成了中国制造的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少学者认为，这个过程靠的是学习模仿，靠的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而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唯有依靠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英、美、德、日等国成为制造业强国，靠的是一批创新企业家的引领，他们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原材料、新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甚至创造了新的产业。而“中国企业家到目前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产业”，这是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张维迎的观察结论。

在5G领域保持全球领先的华为公司，对研究人才和颠覆式创新有切身感受，年度研发支出超过中国多数省份。其创始人任正非去年访问国内多所名校时，所强调的正是基础研究、前沿学术研究、关键技术领域等。

这类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比学习模仿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更高的要求。企业家、创业者只有在具备长远打算的前提下，才会专注技术突破，以恒心经营企业，这就需要形成保护私有产权和人身权利的制度基础、法治社会，放松管制，让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让民营资本能够平等获得各类资源要素。

来源：证券市场红周刊，大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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